頑石記

連續幾個星期六、日的節目都是到電影資料館看 Orson Welles (奧遜‧威爾斯)電影回顧展。Orson Welles 有不少電影的劇本都是由小說改編，其中於1962年出品的《審判》，便是改編自 Franz Kafka (卡夫卡) 的小說。看電影的後遺是心思思找原著看。

早陣子跟公仔園到公共圖書館借書，在漫無目的下看到《審判》原著，在其附近當然都是卡夫卡的作品。在我慫恿下，公園仔挑了兩本，包括插圖版《變形記》和《卡夫卡短篇傑作選》。把書帶回家未及仔細翻看，momo已經捷足先登，抱著大師兩本書睡，還整晚不放……。

官僚怎樣蛻變成為政治家？煲呔是否一副打工相，大家都深知肚明。那些銳意「轉型」的官員，又是否有能力呢？

聞說有意參與地區直選的葉太，接受傳媒訪問時說，現今的官員轉型，便要學懂如何靠自己爭取民意，其中一項不可少的是製造「sound bite」。

選自《蘋果日報》專訪：

葉太說：「以前訓練你line to take，重心喺叫你唔好講，唔同而家，反而要鑽研點樣可以有好sound bite，要精句金句, 爭取民意。」

葉太知道，目前傳媒最不喜歡的，就是「石頭鑽吾出血官員」，認為AO要求變才能適應時代。在她眼中，經濟發展及工局前常任秘書長張建宗以及即將升任社會福利署署長的余志穩，都是少數轉型成功的AO奇才，原因是肯溝通、肯與外界接觸；AO要「發圍」，就要如此。

說得對。傳媒實在是不喜歡石頭鑽不出血的官員。官員或政客有sound bite，的確有望成為報道 Headline， 但成為 Headline 卻是禍福難定。像阿瑟王和其前副手羅太的sound bite，聽到令人反胃。

說到底，官員是否能夠名垂青史，主要是看他們能否訂定出利民政策，真心為人民服務，並以理服人，同時有能力攞平政府內部為理順政策而產生的矛盾，而非搞sound bite。

說得對。張建宗和余志穩是兩個在業內業外都備受讚賞的官員。他們都給形容為：「肯聽意見和與人溝通、凡事盡力而為。」或許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政府中的「官」，實在過於官僚。然而，張、余兩人從來都行事低調，不搞sound bite。傳媒引用他們的sound bite，因為他們「信得過」。

如果官員們覺得「轉型」精結在於度一條好sound bite，那跟董事長當初說自己「強於政策，但卻不善公關」有何分別？

有sound bite，其實好易露底。

塱坪風大，360幾乎建不成。
延遲開幕，360不知是福還是禍。
打擾佛門，360老早注定不好過？

去年六月，釋智慧早已一語成籤。

選自《經濟日報》2006年6月21日，當時360因試車結果不理想，押後開幕日期。與東涌纜車為鄰的寶蓮寺，主持釋智慧被追問看法。

智慧法師昨日表示，現時的局面是政府「咎由自取」的結果，以佛家說話來形容是「不聽老人言」，因他表示已多次向政府表示昂坪不宜建纜車。

釋智慧透露，在纜車興建前不少政府官員曾徵詢其意見，包括現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他指出，東涌及昂坪一帶會經常颳起大風及大霧，過去已多次向政府表明此處不宜興建纜車；亦曾向政府建議在鳳凰山、彌勒山及長沙興建旅遊設施代替東涌纜車，但意見最終沒有被接納。

他被問及纜車押後開幕，對寶蓮寺有否影響時說：「永遠唔開仲好」；他又表示，若纜車有危險：「可以拆咗佢、唔好死撐、唔好浪費納稅人金錢！」

久不久便聽見商人罵政客或傳媒，但鮮見他們罵政府，無他的，難兄難弟嘛！然而，控制政策推行難道是政黨的責任？

選自《明報》2007年6月8日:

陳啟宗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表示，由於近年香港變得政治化，便減少在港投資，「本身香港人對政治好現實，只是給那班人(民主派)搞到不現實。人家(其他地方)增長得很快，我們卻吵吵鬧鬧」。

雖然陳啟宗曾批評西九項目是利益輸送，但他在訪問中指西九屬個別事件，「其實官商勾結的情比回歸前好得多，97年前是差10倍的，當時那班人(民主派)為何不出聲？若你當日出聲，我便佩服你！」他送「好自為知」4個字給港人，指若社會繼續不理性，只會愈來愈反智及倒退。

對於當年的「八萬五」房屋政策，陳啟宗認為不是前特首董建華的錯，「他(董建華)說『八萬五』時，全部港人拍手掌……『八萬五』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便雪上加霜，不是董生的錯」。

回歸十年，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以往慣於聽人指揮、只需貫徹執行政策措施便「get the job done」的公務員不得不轉型。他們除了要學懂如何制訂政策外，還跑到台前推銷政策給政黨和市民，接受公眾批評和疏導民眾情緒成為主要工作。可是，他們關在官門太久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改變。有很多高級公務員既不知道自己制訂出來的政策如此「爛」外，也掌握不到民意，更不恥游說政客，繼續自大。政府積弱、官員不濟，政客自然跑出來抽水。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化」。

有很多公務員給英國佬養肥了而不自知。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哲學是穩定壓倒一切，但在和諧背後，英國佬自己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但很少需要公務員插手。就正如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接受傳媒訪問時曾經說過：「以前彭定康邊有教你點做(政治工作)啫！」葉太一語道破了公務員總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原因，難怪她當年毫不面紅地硬銷《國安條例》。

另一個例子是陳太。她為官多年，一直未有聽聞她抱有民主理想，但卻從政務司司長一職退下來後，過了兩年後忽然民主，上街兼批評舊部下煲呔曾不民主。

煲呔曾不民主是一回事，她忽然民主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真心要為港人爭取民主，那應該落手落腳去做吧。巡迴演講推銷自己的政策也好、推動民主教育也好，甚至選議員也好，總不能如蜻蜓點水般，選擇性地在煲呔不在香港時跑出來指指點點幾句，然後又退到台後看戲。如果不是全心做英雄，為何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

董事長當年勞師動眾搞高官問責制的原因…… 很明顯！

大當家：

幹嘛搞座談會？這些給人借題發揮的座談會，座上客都是各自表述，各說各話的，你說法制時，曾特首卻說民意，牛頭不搭馬咀。傳媒跑來都是探聽當家們的口風而已。

今次轉到吳先生來播放「錄音」。

「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沒有明確的，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謂『剩餘權力』。從這個角度講，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律。全面準確地理解這一點，對於保證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實施，正確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至關重要。」

「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人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要搞『三權分立』。1987年4月，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

「根據鄧小平這一重要思想，基本法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確立了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其中最重要就是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機構的設置和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不僅要對特別行政區負責，還要對中央政府負責。」

播放完畢。

回歸十周年了，經濟由好變壞，再由壞轉好，香江村民經歷許多。然而，對政制的爭拗卻始終不變，大家留於各自表述，沒有寸進。其實，有很多村民心底裡都明白，政制改革要等到2046，惟望法治根基不會動搖，否則嚇跑投資者，令大家無飯開。

以前的當家不想村民把「三權分立」與民主政制扯上關係，怕有一天一發不可收拾。不過，兩地法制發展不同步是事實，是否只能通過摧毀與己不同的法制來實踐管治呢？有沒有更明文的手段呢？

三權分立到底跟一國兩制有何正面矛盾呢？這裡有誰不知道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中央？有誰質疑特首要向中央負責？三權分立說的是權力互相制衝，不想搞三權分立，很容易給人聯想到想搞獨裁！

請大當家放心，香江的情況並不太壞吧，因為村民都很現實，經濟始終是第一位。如果你交差，那就形容香江的情況為「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三權分立」吧。

大埔村婦上

大當家：

今天早上的電台節目仍然談論十八年前發生的那場風波。十八年了，人們還未忘記。我想，你也一樣。

當年今日，我是個中二學生。早上起來，仍然帶著惺忪睡眼上學。當日的天空給厚厚的雲層遮蓋著，陰霾不散，氣壓很低，大麻鷹不在半空盤旋，反而往地上飛，低得貼近電車電纜。突然間，我覺得心緒不寧。

回到學校，班主任跟我們說，今天是一個不好受的日子，北京天安門清場了，學生們都給震壓，有香港報章「開天窗」，在版心寫著「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這天，學校破例給同學們貼大寫報發洩情感。

待在天安們的學生遭受了不測嗎？我們從新聞片中看到火光紅紅，有拿著槍的人在追追逐逐，有人叫喊，有人被拉倒，有人被毆打，也有一個男人站在坦克車前示意停下……。無論事後稱這件事做什麼，風波也好、派對也好，即使沒有定性，誰也心知肚明。

放學後，我回家換了短褲和便鞋，跟幾個同學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集會。當晚不只人在哭，天也在哭。這是我的愛國教育第一課。

此後，我叫老父教我唱國歌，給我說國歌的由來，解釋什麼是共產黨、國民黨、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覺得，應該讀一點歷史。

時間是治療創傷的良藥，加上當家們努力發展經濟，祖國變成世界工廠，東方帝國冒起，民眾的生活的確改善不了，你們實在功不可沒。不過，經濟發展真的可以取代要求自由的欲望、補償過去嗎？甚至忘記死去的至親？

在我們要求發動戰爭的國家承認錯誤的同時，也要求當家們承認過往做的對與錯，讓生者心安，死者瞑目。

大當家，我相信你是明白的，可惜，你亦身不由已。

大埔村婦上

分明是寫給陳惜姿的。

《明報》張總今天進一歩公開自己「微薄」的薪酬，表明自己不在「五高工資」之列。潛台詞是說，在某程度上，他跟小記一樣窮。而他選擇職業時，薪酬並非主要考慮因素。張總又稱，《明報》上下近期不斷討論記者薪酬問題，主要由於公務員加薪事件誘發。

香港人真的很善忘嗎？記者薪酬問題一直在行內廣泛討論，《明報》記者薪酬這「家事」受外界關注，因為該報主筆劉進圖在報紙專欄中說記者不要只向錢看，還希望找些可以透支的「採訪機器」。誰是始作俑者，顯然易見。為什麼今日把事件無里頭地扯到公務員加薪頭上？如果有人以為可以透過轉移視線來開脫的話，實在太天真。

選自2007年6月4 日《明報》：「我的工資」

G：你翻閱《明報》年報，見到集團最高薪酬的5 人，年薪全部超過150 萬元；你猜測總編輯應是其中一人，上了岸，所以不知道載浮載沉的基層記者疾苦。

G，你非常認真，查閱了年報，但猜錯了，我榜上無名，而且，從來沒有以此為目標。如果我只看薪酬，幾年前已跳槽到另一新聞機構當主管了。

我1995 年7 月出任《明報》總編輯後，想到創辦人查良鏞已經退休，強人領導的階段告終，應建立一個健全的集體領導制度，讓報社可持續發展。所以，一方面廣納人才，不問背景，只問才能，包括邀請跟過李柱銘的劉進圖來《明報》當主筆，也邀請民建聯創黨會員阮紀宏來當副總編輯；另方面，將有限資源向基層傾斜。

例如，1996 年2 月，為了爭取更多資源以加強編輯部，我們8 位總編級同事主動向公司提出凍薪，以表明我們爭取的額外資源不是自己袋袋平安的；

又如，近年的加薪幅度只有大約2 至3%，雖比通脹高，但，對基層同事來說，實在太少了。怎麼辦？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向基層傾斜，優先加薪給工資較低而有表現、有進步的同事；多位部組主管甚至主動放棄自己應得的加薪，讓更多基層同事受惠，我們並非「嫌錢腥」，只是深明資源有限，須有取捨。

這些本來是內部事務，今次因政府大加公務員薪金，觸發打工族熱烈談論薪酬問題，我就破例講出來，讓你多一點了解《明報》編輯部的情况。我們的做法並不完美，如果有較佳做法，我們樂意考慮，請指正。

我們無權任意改動編輯部的薪酬制度，因為牽一髮動全身，對報社有連鎖影響；但，我們有心盡綿力，為表現優秀和大有進步的同事，爭取較好的加幅。過去如此，今後也將如此。

祝願生意興隆！

張波謹啟

經過足足一個月的討論，張總和劉主筆的腔調其實沒有變過，只針對談「錢」。但我估計，倘若《明報》記者們真的只向錢看的話，該報今天應該只得小貓三兩隻開工。

我認為不單只是新聞行業，任何行業的人都應該有其專業理想，不然這個社會不會有進步。然而，有理想卻成為被剝削的原因，還要持續地不望回報，恐怕是《明報》式管治方法至利害之作。但在商業社會中，付出勞力和腦力肯定是量度薪酬的重要指標。

說到底，小記者不是要賺大錢，而是要求合理回報。可惜，他們現在就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沒有。

我還以為有一個曾經在《明報》任職多年的陳惜姿跟劉進圖筆戰，為那些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的小記者吐口烏氣後，事情會好過一點，但事實並非如此！劉主筆果然是搞「創作」的，昨日又有創新意念，把自己報館的記者與一位年終無休，終能賺取年薪114萬的醫生的例子一拼陳述。然而這說法絕對是偷換概念，亦不尊重員工辛努汗水。報業實在存在著管理歪風。

請各位讓我貼出幾篇文章，令讀者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

2007年5月8日，《明報》編輯室手記，劉進圖：「她來自屯門」

周六下午，最後一輪新人面試，有一位準畢業生各方面表現俱佳，我們有意錄用，但看到她填報的住址是屯門，港聞主管劉頌陽忍不住提醒她，當記者薪金大約九千至一萬元，每天深夜才下班，從柴灣找公車回屯門，每月的交通費超過一千五百元，還要孝敬父母家用和償還大學貸款，好些現職同事因此每月只有千餘元自用，生活非常刻苦，她有沒有想過能捱多久？

實在沒有想到，那位外表柔弱的女同學，原來為加入新聞行業下了很大決心，很早作出準備，她念大學時便省吃儉用，盡量不花光學生貸款，儲了五萬餘元，作為畢業後從報館基層做起的儲備。她說只申請了《明報》一家，倘若《明報》沒有空位，她才報其他機構，為了方便來《明報》上班，她找了一個在港島居住的好朋友幫忙，預備寄住在朋友家，周末才回屯門探望父母，這樣可以多給一些家用，彌補父親當基層工作的微薄收入。

我們聽了，心裏很感動，新聞行業就是靠這些為理想不計付出的年輕人，才能薪火相傳，相比起一些在溫室成長、從來沒嘗過匱乏、搞不清自己人生路向的同學，這位來自屯門的女孩，更值得我們珍惜和期待。

2007年5月12日，《明報》女人心，陳惜姿「賤買理想」：

這陣子，快畢業的同學都在找工作，看到《明報》「編輯室手記」專欄，主筆劉進圖寫他跟求職者面試的見聞，趣味盎然。

他寫的，我想有很多都是我教過的新聞系學生。但前幾天看到他寫的〈她來自屯門〉，我有點氣上心頭。劉主筆是我朋友，我也曾在《明報》工作過，《明報》每月都支稿費給我，但有些東西不吐不快，聲明對事不對人，也為這行業痛心。

文章寫到一個準畢業生，家住屯門，來《明報》面試獲取錄了。她明白《明報》位於小西灣，每月來回的車費超過千五元，而她的月薪不過九千至一萬。原來她矢志入報館工作，讀大學時便已省吃儉用，儲了五萬餘元，為月薪微薄的記者工作作準備。另外，她為了準備到《明報》上班，已請求一個住在港島的朋友幫忙，讓她寄住，周末才回屯門的家。這樣，便可省回不少金錢。

劉主筆聽了很感動，說「新聞行業就是靠這些為理想不計付出的年輕人，才能薪火相傳」。我只覺憤怒。

我九二年一月開始當記者，起薪點一萬，與同學相比，不高也不低。今天有學生告訴我，有報館只肯給她八千五，她問我要不要接受，她很想入報行，無奈待遇太低。同一屆學生，到星展銀行做MT（Management Trainee），起薪點一萬八千五，足足多了一萬。

我想問，是誰決定記者必然低薪的宿命？不少報館都是上市公司，雖不至賺大錢，但好歹是一盤會牟利的生意。記者入報館工作，不是入慈善機構，不應只講理想不談薪水。為什麼一個人有理想，就要被剝削？新聞系的學生，不少都是尖子，他們的市場價值很高，別的行業爭相請他們。要是報館仍是要賤買他們的理想，我會勸學生別加入這一行，因為反正兩三年後他們就會夢醒離開。

2007年5月28日，《明報》「編輯室手記」，張健波：「《明報》的工資」

《明報》的工資一如很多私人機構的工資一樣，很難公開討論，不過，正如你提及的兩篇由陳惜姿撰寫的《明報》專欄文章，我閱後曾向主筆劉進圖說，陳惜姿寫得不錯。既然你再三催促，我就在可能範圍內談談自己的看法。工資是《明報》開支的一個最大單一項目，翻閱《明報》年報，可見《明報》的工資水平，在市場屬於中游——不單記者如此，縱使是公司最高報酬的5 人，亦是如此；論利潤，也是中游。可幸論編輯自主權和公信力，則名列前茅。

工資問題，涉及員工的最根本利益，是《明報》行政委員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2006 年7 月開始，我們將大學畢業生的入職月薪加至9000元，3 個月試用期後加至1 萬元；在此之前，則是8000 元起薪。若與教師、公務員、醫生或金融業相比，確是大有距離。我們完全同意要逐步提高記者和編輯的入職薪金。

論到記者與其他行業的入職工資差距，我1978 年大學畢業，加入商業電台當記者的時候，月薪900 元；當時，我可以選擇當教師，工資約多一倍。不過，我還是加入了記者行列，為什麼？打工要講錢，這是人之常情，但，我在中大新亞書院4 年，深受新亞校歌「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這種精神影響；所以，我首要考慮做自己最喜愛做的工作；工資是重要的，但，絕非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考慮。

我的不少同事都不是單單為錢而加入《明報》，例如，我的好拍檔馮成章本是公務員、姜國元是另一報章的總編輯、劉進圖本來可當大律師。

《明報》不是天堂，也非地獄，我們招聘新人的時候，不會承諾一個玫瑰園。我們只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明報》，一起耕耘這塊在香港已所餘無幾的新聞自由沃土。

2007年5月29日，《明報》編輯室手記，劉進圖，「年薪114 萬」：

上周某天下午，聽到同事報料，香港大學一位去年才畢業的醫科生，年收入高達114 萬港元，打破港大新畢業生的薪酬紀錄，編輯部同事議論紛紛，有人猜是賣丸仔兼開減肥藥的美容醫生，有人說是替家族生意打風流工，我認識港大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馬上給他寫電郵以求證。

翌日，周博士回電話給我，說那位畢業生既無父蔭，也絕非旁門左道，他是替醫療集團在新市鎮的診所看普通病症，每周工作70至80 小時，即周一至六診症約12 小時，周日休息半天，全年絕少放假，每月底薪7.5 萬元，加2 萬元勤工獎金，乘起來便得出114 萬元年薪的驚人數字，但若把收入除以工作時數，時薪其實不過300 元左右，和鋼琴教師的時薪相若，他這筆錢是當「診症機器」掙回來的，當中有血有淚。

聽了周博士的解說，疑團頓釋，但不禁為這位醫科生擔憂，他犧牲了休閒和進修的時間，過着與親友隔絕的生活，每天只是不停診症，心力無限量透支，這樣捱兩三年還勉強可以，長久下去卻不是辦法，專業水平將無法提升，斷錯症的風險也與日俱增，對他自己和對病人都不是好事。我把憂慮向周博士反映，希望他找機會開導一下那位年輕醫生。

放下話筒，環顧採訪室四周，心裏在想：「這裏有沒有拚命透支的採訪機器？」

那位要為《明報》前途負責的總編輯張健波，總不能讓人家對《明報》有「刻薄員工」的感覺，於是努力地在專欄中陳述經營難處，幾乎連自己那「微薄的」薪酬也公開，希望在眼前的、將來的「志同道合的人」，能夠跟他一起「耕耘這塊在香港已所餘無幾的新聞自由沃土」。

報業競爭劇烈不容置疑，張總的說法，大家都看得懂，聽得明。或許劉主筆心直口快，有事不吐不快，但他一句「這裏有沒有拼命透支的採訪機器」，實在令人心淡。

劉主筆引用年青醫生努力工作的例子，說每周工作70至80小時，每星期放假半天，全年絕少放長假，賺取了114萬年薪。其實香港人每日做12小時的現像極之普通，請看你身邊那位每天早上都要採訪教院聆訊的記者，聽完聆訊後，下午可能還要採訪一兩宗新聞，黃昏才回到報館寫稿，她/他的工作時數肯定不會少過12小時。倘若劉主筆覺得那位醫生很努力，那他必定要同樣讚賞自己的同事。倘若劉主筆覺得醫生努力賺取114萬是應份的，那他的同事又值多少呢？11.4萬？

醫生的入行條例較記者高和嚴謹，醫生面對不同病人，受無名腫毒感染的機會比一般人高很多，可說是高危職業。然而記者的工作也不見得安全，如有些報館管理層，無視危險，派一名年輕女記者「單必」到內地探訪敏感題材新聞。雖說今天是男女平等的世代，但女記者到落後地方出差的風險的確比男記者高。管理層這種做法等同罔顧搭棚工人安全的判頭一樣，道理說不過去時，便以「為新聞自由努力」來作擋箭牌。

《明報》記者收取「市價人工」，每日辛苦工作之餘，還久不久給管理層挑戰容忍極限，又要自我反醒能否提升自己成為一具可與醫生匹敵的「拚命透支的採訪機器」。我個人認為，《明報》記者可稱得上不論回報，該報管理層也早已求仁得仁。

既得無價寶，為何仍要口舌不饒人。

由於早前事忙，疏於創作，以至本部落沒有更新一段時間。五月中旬接到尋路人的留言，查詢當記者的條件。我心中一直在想，這可真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一來我自己不是什麼新聞界殿堂級人馬，恐怕沒有資格賜教；二來怕寫來語調太嚴厲，嚇跑有心從事新聞工作的後進。思前想後很久，終於等到一個實例，希望透過例子，給尋路人參考。

「香港最大黨」主席馬力早陣子在傳媒茶聚中說了句「六四沒有屠城」、什麼「豬肉餅」和質疑本港老師胡亂陳述這段歷史。聞說當時有十多名記者在場，即差不多全港主要報章都有代表出席。然而，事後這些報章的報道重點則大相逕庭。有的把「屠城」、「豬肉餅」和要求政府「定性」六四事件等的「觀點」如實報道出來，有些則在如實報道之餘，加兩分「肉緊」。還有些在如實報道之後，加幾分「憐憫」，甚至有些選擇隻字不提。若不是電視台和電台新聞節目在茶聚翌日向當事人窮追不捨，令當事人不得不在大氣電波中親口回應事件，恐怕受眾會給這極端的報道手法混淆，而報章的公信力亦同時受到質疑。

記者負責採訪，理論上還要肩負選擇報道重點和角度的責任。但媒體商業化和政治化後，新聞報道的重點和取向難免受制，記者和編輯都是聽命於「老闆」訂出的方針。要不要報道一宗新聞、如何報道、篇幅多少等問題，不是小記者，甚至小編輯能夠決定。

記者在內有壓力，對外也說不上好過。據悉，「豬肉餅」事件報道刊發當日，不少政圈人士都致電記者查過究竟，而涉及的香港最大黨頭痛至極，有些政客還萌生「封殺」某些報章的念頭，當日出席茶聚的記者自然首當其衝。最令人沮喪的，並非這群政客紛紛擾擾，而是有一群沒有在意這則新聞的記者，其報社甚至沒有報道這則新聞，但他們卻乘人之危，附和政客進行封殺，還出言批評人家的報道有偏差。

記者面對的不僅是這些。他們與平常人一樣，難免投放感情在熟悉的受訪者中，而對方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希望得到記者的信任。這既敵且友的關係，實在是很難拿捏。莫說是剛入行的年青記者，有時連老馬也會失蹄。自古情義兩難存，或許就是這個道理。

與其說做記者要有獨立思考能力這行貨說話，倒不如說大家應該有孤獨的準備。因為採訪的路走得越清醒，人越是孤獨。

延伸導讀：我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