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2007

久不久便聽見商人罵政客或傳媒，但鮮見他們罵政府，無他的，難兄難弟嘛！然而，控制政策推行難道是政黨的責任？

選自《明報》2007年6月8日:

陳啟宗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表示，由於近年香港變得政治化，便減少在港投資，「本身香港人對政治好現實，只是給那班人(民主派)搞到不現實。人家(其他地方)增長得很快，我們卻吵吵鬧鬧」。

雖然陳啟宗曾批評西九項目是利益輸送，但他在訪問中指西九屬個別事件，「其實官商勾結的情比回歸前好得多，97年前是差10倍的，當時那班人(民主派)為何不出聲？若你當日出聲，我便佩服你！」他送「好自為知」4個字給港人，指若社會繼續不理性，只會愈來愈反智及倒退。

對於當年的「八萬五」房屋政策，陳啟宗認為不是前特首董建華的錯，「他(董建華)說『八萬五』時，全部港人拍手掌……『八萬五』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便雪上加霜，不是董生的錯」。

回歸十年，香港人自己管理自己，以往慣於聽人指揮、只需貫徹執行政策措施便「get the job done」的公務員不得不轉型。他們除了要學懂如何制訂政策外，還跑到台前推銷政策給政黨和市民，接受公眾批評和疏導民眾情緒成為主要工作。可是，他們關在官門太久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經改變。有很多高級公務員既不知道自己制訂出來的政策如此「爛」外，也掌握不到民意，更不恥游說政客，繼續自大。政府積弱、官員不濟，政客自然跑出來抽水。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化」。

有很多公務員給英國佬養肥了而不自知。殖民地政府的管治哲學是穩定壓倒一切，但在和諧背後，英國佬自己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但很少需要公務員插手。就正如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接受傳媒訪問時曾經說過：「以前彭定康邊有教你點做(政治工作)啫！」葉太一語道破了公務員總是與民意背道而馳的原因，難怪她當年毫不面紅地硬銷《國安條例》。

另一個例子是陳太。她為官多年，一直未有聽聞她抱有民主理想，但卻從政務司司長一職退下來後，過了兩年後忽然民主，上街兼批評舊部下煲呔曾不民主。

煲呔曾不民主是一回事，她忽然民主又是另一回事。

如果真心要為港人爭取民主，那應該落手落腳去做吧。巡迴演講推銷自己的政策也好、推動民主教育也好，甚至選議員也好，總不能如蜻蜓點水般，選擇性地在煲呔不在香港時跑出來指指點點幾句，然後又退到台後看戲。如果不是全心做英雄，為何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

董事長當年勞師動眾搞高官問責制的原因…… 很明顯！

大當家：

幹嘛搞座談會？這些給人借題發揮的座談會，座上客都是各自表述，各說各話的，你說法制時，曾特首卻說民意，牛頭不搭馬咀。傳媒跑來都是探聽當家們的口風而已。

今次轉到吳先生來播放「錄音」。

「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就有多少權，沒有明確的，根據基本法第二十條的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謂『剩餘權力』。從這個角度講，基本法是一部授權法律。全面準確地理解這一點，對於保證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貫徹實施，正確處理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至關重要。」

「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人提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要搞『三權分立』。1987年4月，鄧小平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

「根據鄧小平這一重要思想，基本法從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確立了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體制，其中最重要就是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區政權機構的設置和運作中處於主導地位。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不僅要對特別行政區負責，還要對中央政府負責。」

播放完畢。

回歸十周年了，經濟由好變壞，再由壞轉好，香江村民經歷許多。然而，對政制的爭拗卻始終不變，大家留於各自表述，沒有寸進。其實，有很多村民心底裡都明白，政制改革要等到2046，惟望法治根基不會動搖，否則嚇跑投資者，令大家無飯開。

以前的當家不想村民把「三權分立」與民主政制扯上關係，怕有一天一發不可收拾。不過，兩地法制發展不同步是事實，是否只能通過摧毀與己不同的法制來實踐管治呢？有沒有更明文的手段呢？

三權分立到底跟一國兩制有何正面矛盾呢？這裡有誰不知道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中央？有誰質疑特首要向中央負責？三權分立說的是權力互相制衝，不想搞三權分立，很容易給人聯想到想搞獨裁！

請大當家放心，香江的情況並不太壞吧，因為村民都很現實，經濟始終是第一位。如果你交差，那就形容香江的情況為「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三權分立」吧。

大埔村婦上

大當家：

今天早上的電台節目仍然談論十八年前發生的那場風波。十八年了，人們還未忘記。我想，你也一樣。

當年今日，我是個中二學生。早上起來，仍然帶著惺忪睡眼上學。當日的天空給厚厚的雲層遮蓋著，陰霾不散，氣壓很低，大麻鷹不在半空盤旋，反而往地上飛，低得貼近電車電纜。突然間，我覺得心緒不寧。

回到學校，班主任跟我們說，今天是一個不好受的日子，北京天安門清場了，學生們都給震壓，有香港報章「開天窗」，在版心寫著「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這天，學校破例給同學們貼大寫報發洩情感。

待在天安們的學生遭受了不測嗎？我們從新聞片中看到火光紅紅，有拿著槍的人在追追逐逐，有人叫喊，有人被拉倒，有人被毆打，也有一個男人站在坦克車前示意停下……。無論事後稱這件事做什麼，風波也好、派對也好，即使沒有定性，誰也心知肚明。

放學後，我回家換了短褲和便鞋，跟幾個同學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集會。當晚不只人在哭，天也在哭。這是我的愛國教育第一課。

此後，我叫老父教我唱國歌，給我說國歌的由來，解釋什麼是共產黨、國民黨、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覺得，應該讀一點歷史。

時間是治療創傷的良藥，加上當家們努力發展經濟，祖國變成世界工廠，東方帝國冒起，民眾的生活的確改善不了，你們實在功不可沒。不過，經濟發展真的可以取代要求自由的欲望、補償過去嗎？甚至忘記死去的至親？

在我們要求發動戰爭的國家承認錯誤的同時，也要求當家們承認過往做的對與錯，讓生者心安，死者瞑目。

大當家，我相信你是明白的，可惜，你亦身不由已。

大埔村婦上

分明是寫給陳惜姿的。

《明報》張總今天進一歩公開自己「微薄」的薪酬，表明自己不在「五高工資」之列。潛台詞是說，在某程度上，他跟小記一樣窮。而他選擇職業時，薪酬並非主要考慮因素。張總又稱，《明報》上下近期不斷討論記者薪酬問題，主要由於公務員加薪事件誘發。

香港人真的很善忘嗎？記者薪酬問題一直在行內廣泛討論，《明報》記者薪酬這「家事」受外界關注，因為該報主筆劉進圖在報紙專欄中說記者不要只向錢看，還希望找些可以透支的「採訪機器」。誰是始作俑者，顯然易見。為什麼今日把事件無里頭地扯到公務員加薪頭上？如果有人以為可以透過轉移視線來開脫的話，實在太天真。

選自2007年6月4 日《明報》：「我的工資」

G：你翻閱《明報》年報，見到集團最高薪酬的5 人，年薪全部超過150 萬元；你猜測總編輯應是其中一人，上了岸，所以不知道載浮載沉的基層記者疾苦。

G，你非常認真，查閱了年報，但猜錯了，我榜上無名，而且，從來沒有以此為目標。如果我只看薪酬，幾年前已跳槽到另一新聞機構當主管了。

我1995 年7 月出任《明報》總編輯後，想到創辦人查良鏞已經退休，強人領導的階段告終，應建立一個健全的集體領導制度，讓報社可持續發展。所以，一方面廣納人才，不問背景，只問才能，包括邀請跟過李柱銘的劉進圖來《明報》當主筆，也邀請民建聯創黨會員阮紀宏來當副總編輯；另方面，將有限資源向基層傾斜。

例如，1996 年2 月，為了爭取更多資源以加強編輯部，我們8 位總編級同事主動向公司提出凍薪，以表明我們爭取的額外資源不是自己袋袋平安的；

又如，近年的加薪幅度只有大約2 至3%，雖比通脹高，但，對基層同事來說，實在太少了。怎麼辦？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向基層傾斜，優先加薪給工資較低而有表現、有進步的同事；多位部組主管甚至主動放棄自己應得的加薪，讓更多基層同事受惠，我們並非「嫌錢腥」，只是深明資源有限，須有取捨。

這些本來是內部事務，今次因政府大加公務員薪金，觸發打工族熱烈談論薪酬問題，我就破例講出來，讓你多一點了解《明報》編輯部的情况。我們的做法並不完美，如果有較佳做法，我們樂意考慮，請指正。

我們無權任意改動編輯部的薪酬制度，因為牽一髮動全身，對報社有連鎖影響；但，我們有心盡綿力，為表現優秀和大有進步的同事，爭取較好的加幅。過去如此，今後也將如此。

祝願生意興隆！

張波謹啟

經過足足一個月的討論，張總和劉主筆的腔調其實沒有變過，只針對談「錢」。但我估計，倘若《明報》記者們真的只向錢看的話，該報今天應該只得小貓三兩隻開工。

我認為不單只是新聞行業，任何行業的人都應該有其專業理想，不然這個社會不會有進步。然而，有理想卻成為被剝削的原因，還要持續地不望回報，恐怕是《明報》式管治方法至利害之作。但在商業社會中，付出勞力和腦力肯定是量度薪酬的重要指標。

說到底，小記者不是要賺大錢，而是要求合理回報。可惜，他們現在就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