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4, 2007

大當家：

今天早上的電台節目仍然談論十八年前發生的那場風波。十八年了，人們還未忘記。我想，你也一樣。

當年今日，我是個中二學生。早上起來，仍然帶著惺忪睡眼上學。當日的天空給厚厚的雲層遮蓋著，陰霾不散，氣壓很低，大麻鷹不在半空盤旋，反而往地上飛，低得貼近電車電纜。突然間，我覺得心緒不寧。

回到學校，班主任跟我們說，今天是一個不好受的日子，北京天安門清場了，學生們都給震壓，有香港報章「開天窗」，在版心寫著「痛心疾首」四個大字。這天，學校破例給同學們貼大寫報發洩情感。

待在天安們的學生遭受了不測嗎？我們從新聞片中看到火光紅紅，有拿著槍的人在追追逐逐，有人叫喊，有人被拉倒，有人被毆打，也有一個男人站在坦克車前示意停下……。無論事後稱這件事做什麼，風波也好、派對也好，即使沒有定性，誰也心知肚明。

放學後，我回家換了短褲和便鞋，跟幾個同學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集會。當晚不只人在哭，天也在哭。這是我的愛國教育第一課。

此後，我叫老父教我唱國歌，給我說國歌的由來，解釋什麼是共產黨、國民黨、國共內戰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我覺得，應該讀一點歷史。

時間是治療創傷的良藥，加上當家們努力發展經濟，祖國變成世界工廠，東方帝國冒起，民眾的生活的確改善不了，你們實在功不可沒。不過，經濟發展真的可以取代要求自由的欲望、補償過去嗎？甚至忘記死去的至親？

在我們要求發動戰爭的國家承認錯誤的同時，也要求當家們承認過往做的對與錯，讓生者心安，死者瞑目。

大當家，我相信你是明白的，可惜，你亦身不由已。

大埔村婦上

分明是寫給陳惜姿的。

《明報》張總今天進一歩公開自己「微薄」的薪酬，表明自己不在「五高工資」之列。潛台詞是說，在某程度上，他跟小記一樣窮。而他選擇職業時，薪酬並非主要考慮因素。張總又稱，《明報》上下近期不斷討論記者薪酬問題，主要由於公務員加薪事件誘發。

香港人真的很善忘嗎？記者薪酬問題一直在行內廣泛討論，《明報》記者薪酬這「家事」受外界關注，因為該報主筆劉進圖在報紙專欄中說記者不要只向錢看，還希望找些可以透支的「採訪機器」。誰是始作俑者，顯然易見。為什麼今日把事件無里頭地扯到公務員加薪頭上？如果有人以為可以透過轉移視線來開脫的話，實在太天真。

選自2007年6月4 日《明報》：「我的工資」

G：你翻閱《明報》年報，見到集團最高薪酬的5 人，年薪全部超過150 萬元；你猜測總編輯應是其中一人，上了岸，所以不知道載浮載沉的基層記者疾苦。

G，你非常認真，查閱了年報，但猜錯了，我榜上無名，而且，從來沒有以此為目標。如果我只看薪酬，幾年前已跳槽到另一新聞機構當主管了。

我1995 年7 月出任《明報》總編輯後，想到創辦人查良鏞已經退休，強人領導的階段告終，應建立一個健全的集體領導制度，讓報社可持續發展。所以，一方面廣納人才，不問背景，只問才能，包括邀請跟過李柱銘的劉進圖來《明報》當主筆，也邀請民建聯創黨會員阮紀宏來當副總編輯；另方面，將有限資源向基層傾斜。

例如，1996 年2 月，為了爭取更多資源以加強編輯部，我們8 位總編級同事主動向公司提出凍薪，以表明我們爭取的額外資源不是自己袋袋平安的；

又如，近年的加薪幅度只有大約2 至3%，雖比通脹高，但，對基層同事來說，實在太少了。怎麼辦？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向基層傾斜，優先加薪給工資較低而有表現、有進步的同事；多位部組主管甚至主動放棄自己應得的加薪，讓更多基層同事受惠，我們並非「嫌錢腥」，只是深明資源有限，須有取捨。

這些本來是內部事務，今次因政府大加公務員薪金，觸發打工族熱烈談論薪酬問題，我就破例講出來，讓你多一點了解《明報》編輯部的情况。我們的做法並不完美，如果有較佳做法，我們樂意考慮，請指正。

我們無權任意改動編輯部的薪酬制度，因為牽一髮動全身，對報社有連鎖影響；但，我們有心盡綿力，為表現優秀和大有進步的同事，爭取較好的加幅。過去如此，今後也將如此。

祝願生意興隆！

張波謹啟

經過足足一個月的討論，張總和劉主筆的腔調其實沒有變過，只針對談「錢」。但我估計，倘若《明報》記者們真的只向錢看的話，該報今天應該只得小貓三兩隻開工。

我認為不單只是新聞行業，任何行業的人都應該有其專業理想，不然這個社會不會有進步。然而，有理想卻成為被剝削的原因，還要持續地不望回報，恐怕是《明報》式管治方法至利害之作。但在商業社會中，付出勞力和腦力肯定是量度薪酬的重要指標。

說到底，小記者不是要賺大錢，而是要求合理回報。可惜，他們現在就連最基本的尊重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