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怪談

我還以為有一個曾經在《明報》任職多年的陳惜姿跟劉進圖筆戰，為那些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的小記者吐口烏氣後，事情會好過一點，但事實並非如此！劉主筆果然是搞「創作」的，昨日又有創新意念，把自己報館的記者與一位年終無休，終能賺取年薪114萬的醫生的例子一拼陳述。然而這說法絕對是偷換概念，亦不尊重員工辛努汗水。報業實在存在著管理歪風。

請各位讓我貼出幾篇文章，令讀者知道事件的來龍去脈。

2007年5月8日，《明報》編輯室手記，劉進圖：「她來自屯門」

周六下午，最後一輪新人面試，有一位準畢業生各方面表現俱佳，我們有意錄用，但看到她填報的住址是屯門，港聞主管劉頌陽忍不住提醒她，當記者薪金大約九千至一萬元，每天深夜才下班，從柴灣找公車回屯門，每月的交通費超過一千五百元，還要孝敬父母家用和償還大學貸款，好些現職同事因此每月只有千餘元自用，生活非常刻苦，她有沒有想過能捱多久？

實在沒有想到，那位外表柔弱的女同學，原來為加入新聞行業下了很大決心，很早作出準備，她念大學時便省吃儉用，盡量不花光學生貸款，儲了五萬餘元，作為畢業後從報館基層做起的儲備。她說只申請了《明報》一家，倘若《明報》沒有空位，她才報其他機構，為了方便來《明報》上班，她找了一個在港島居住的好朋友幫忙，預備寄住在朋友家，周末才回屯門探望父母，這樣可以多給一些家用，彌補父親當基層工作的微薄收入。

我們聽了，心裏很感動，新聞行業就是靠這些為理想不計付出的年輕人，才能薪火相傳，相比起一些在溫室成長、從來沒嘗過匱乏、搞不清自己人生路向的同學，這位來自屯門的女孩，更值得我們珍惜和期待。

2007年5月12日，《明報》女人心，陳惜姿「賤買理想」：

這陣子，快畢業的同學都在找工作，看到《明報》「編輯室手記」專欄，主筆劉進圖寫他跟求職者面試的見聞，趣味盎然。

他寫的，我想有很多都是我教過的新聞系學生。但前幾天看到他寫的〈她來自屯門〉，我有點氣上心頭。劉主筆是我朋友，我也曾在《明報》工作過，《明報》每月都支稿費給我，但有些東西不吐不快，聲明對事不對人，也為這行業痛心。

文章寫到一個準畢業生，家住屯門，來《明報》面試獲取錄了。她明白《明報》位於小西灣，每月來回的車費超過千五元，而她的月薪不過九千至一萬。原來她矢志入報館工作，讀大學時便已省吃儉用，儲了五萬餘元，為月薪微薄的記者工作作準備。另外，她為了準備到《明報》上班，已請求一個住在港島的朋友幫忙，讓她寄住，周末才回屯門的家。這樣，便可省回不少金錢。

劉主筆聽了很感動，說「新聞行業就是靠這些為理想不計付出的年輕人，才能薪火相傳」。我只覺憤怒。

我九二年一月開始當記者，起薪點一萬，與同學相比，不高也不低。今天有學生告訴我，有報館只肯給她八千五，她問我要不要接受，她很想入報行，無奈待遇太低。同一屆學生，到星展銀行做MT（Management Trainee），起薪點一萬八千五，足足多了一萬。

我想問，是誰決定記者必然低薪的宿命？不少報館都是上市公司，雖不至賺大錢，但好歹是一盤會牟利的生意。記者入報館工作，不是入慈善機構，不應只講理想不談薪水。為什麼一個人有理想，就要被剝削？新聞系的學生，不少都是尖子，他們的市場價值很高，別的行業爭相請他們。要是報館仍是要賤買他們的理想，我會勸學生別加入這一行，因為反正兩三年後他們就會夢醒離開。

2007年5月28日，《明報》「編輯室手記」，張健波：「《明報》的工資」

《明報》的工資一如很多私人機構的工資一樣，很難公開討論，不過，正如你提及的兩篇由陳惜姿撰寫的《明報》專欄文章，我閱後曾向主筆劉進圖說，陳惜姿寫得不錯。既然你再三催促，我就在可能範圍內談談自己的看法。工資是《明報》開支的一個最大單一項目，翻閱《明報》年報，可見《明報》的工資水平，在市場屬於中游——不單記者如此，縱使是公司最高報酬的5 人，亦是如此；論利潤，也是中游。可幸論編輯自主權和公信力，則名列前茅。

工資問題，涉及員工的最根本利益，是《明報》行政委員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2006 年7 月開始，我們將大學畢業生的入職月薪加至9000元，3 個月試用期後加至1 萬元；在此之前，則是8000 元起薪。若與教師、公務員、醫生或金融業相比，確是大有距離。我們完全同意要逐步提高記者和編輯的入職薪金。

論到記者與其他行業的入職工資差距，我1978 年大學畢業，加入商業電台當記者的時候，月薪900 元；當時，我可以選擇當教師，工資約多一倍。不過，我還是加入了記者行列，為什麼？打工要講錢，這是人之常情，但，我在中大新亞書院4 年，深受新亞校歌「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這種精神影響；所以，我首要考慮做自己最喜愛做的工作；工資是重要的，但，絕非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考慮。

我的不少同事都不是單單為錢而加入《明報》，例如，我的好拍檔馮成章本是公務員、姜國元是另一報章的總編輯、劉進圖本來可當大律師。

《明報》不是天堂，也非地獄，我們招聘新人的時候，不會承諾一個玫瑰園。我們只希望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明報》，一起耕耘這塊在香港已所餘無幾的新聞自由沃土。

2007年5月29日，《明報》編輯室手記，劉進圖，「年薪114 萬」：

上周某天下午，聽到同事報料，香港大學一位去年才畢業的醫科生，年收入高達114 萬港元，打破港大新畢業生的薪酬紀錄，編輯部同事議論紛紛，有人猜是賣丸仔兼開減肥藥的美容醫生，有人說是替家族生意打風流工，我認識港大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博士，馬上給他寫電郵以求證。

翌日，周博士回電話給我，說那位畢業生既無父蔭，也絕非旁門左道，他是替醫療集團在新市鎮的診所看普通病症，每周工作70至80 小時，即周一至六診症約12 小時，周日休息半天，全年絕少放假，每月底薪7.5 萬元，加2 萬元勤工獎金，乘起來便得出114 萬元年薪的驚人數字，但若把收入除以工作時數，時薪其實不過300 元左右，和鋼琴教師的時薪相若，他這筆錢是當「診症機器」掙回來的，當中有血有淚。

聽了周博士的解說，疑團頓釋，但不禁為這位醫科生擔憂，他犧牲了休閒和進修的時間，過着與親友隔絕的生活，每天只是不停診症，心力無限量透支，這樣捱兩三年還勉強可以，長久下去卻不是辦法，專業水平將無法提升，斷錯症的風險也與日俱增，對他自己和對病人都不是好事。我把憂慮向周博士反映，希望他找機會開導一下那位年輕醫生。

放下話筒，環顧採訪室四周，心裏在想：「這裏有沒有拚命透支的採訪機器？」

那位要為《明報》前途負責的總編輯張健波，總不能讓人家對《明報》有「刻薄員工」的感覺，於是努力地在專欄中陳述經營難處，幾乎連自己那「微薄的」薪酬也公開，希望在眼前的、將來的「志同道合的人」，能夠跟他一起「耕耘這塊在香港已所餘無幾的新聞自由沃土」。

報業競爭劇烈不容置疑，張總的說法，大家都看得懂，聽得明。或許劉主筆心直口快，有事不吐不快，但他一句「這裏有沒有拼命透支的採訪機器」，實在令人心淡。

劉主筆引用年青醫生努力工作的例子，說每周工作70至80小時，每星期放假半天，全年絕少放長假，賺取了114萬年薪。其實香港人每日做12小時的現像極之普通，請看你身邊那位每天早上都要採訪教院聆訊的記者，聽完聆訊後，下午可能還要採訪一兩宗新聞，黃昏才回到報館寫稿，她/他的工作時數肯定不會少過12小時。倘若劉主筆覺得那位醫生很努力，那他必定要同樣讚賞自己的同事。倘若劉主筆覺得醫生努力賺取114萬是應份的，那他的同事又值多少呢？11.4萬？

醫生的入行條例較記者高和嚴謹，醫生面對不同病人，受無名腫毒感染的機會比一般人高很多，可說是高危職業。然而記者的工作也不見得安全，如有些報館管理層，無視危險，派一名年輕女記者「單必」到內地探訪敏感題材新聞。雖說今天是男女平等的世代，但女記者到落後地方出差的風險的確比男記者高。管理層這種做法等同罔顧搭棚工人安全的判頭一樣，道理說不過去時，便以「為新聞自由努力」來作擋箭牌。

《明報》記者收取「市價人工」，每日辛苦工作之餘，還久不久給管理層挑戰容忍極限，又要自我反醒能否提升自己成為一具可與醫生匹敵的「拚命透支的採訪機器」。我個人認為，《明報》記者可稱得上不論回報，該報管理層也早已求仁得仁。

既得無價寶，為何仍要口舌不饒人。